妇女、儿童、老人权益如何维护?看看这几个案

更新时间:2020-05-26 10:56

  唐某(女)、王某(男)经人介绍相识,于2009年农历2月26日举行结婚仪式,于2009年5月21日领取结婚证。双方于2013年8月10日生男孩王小明(化名),现王小明在王某处生活。在共同生活期间,唐某、王某因故产生矛盾,致夫妻感情不睦,唐某两次起诉离婚,双方从2017年5月分居。唐某曾于2017年9月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后自愿撤回起诉。撤诉后,双方仍未能和好,唐某再次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准许双方当事人离婚;2.婚生男孩王小明由唐某抚养,唐某不要求王某给付子女抚养费;3.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4.夫妻共同债务由双方当事人各半负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一、准许唐某和王某离婚;二、婚生男孩王小明随王某共同生活,唐某自2018年6月起每月给付抚养费500元,至王小明年满18周岁时止,每年的抚养费用于当年12月20日前付清;三、驳回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要求改判王小明由女方抚养,并提供如下证据:江苏省人民医院治疗小结一份,证明唐某双侧输卵管宫外孕切除,不能正常生育;唐某父母证言,证明唐某的父母愿意将位于县城的房屋赠予给唐某,从而为王小明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二、变更该判决第二项为:唐某、王某的婚生男孩王小明随唐某共同生活。

  人民法院处理子女抚养问题,应当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出发,结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具体情况妥善解决。在双方抚养能力和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应优先考虑再生育几率较低的一方。本案中,唐某(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宫外孕行双侧输卵管切除手术,因其自身没有办法再行怀孕,如需再孕就需要通过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方式完成,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试管婴儿技术,而试管婴儿技术存在不确定性,成功率受多种因素影响,尤其年龄较大的女性,成功率较低,唐某已近34岁,即便其再重新组建家庭生育子女,也属于医学上所称的高龄产妇。较常人而言,唐某再生育的几率明显偏低。同时考虑到王小明本身就系唐某通过试管婴儿技术生育,唐某切除双侧输卵管也发生在二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系唐某宫外孕所致。基于上述因素,在确定王小明抚养权时,应优先考虑唐某。因此,本案确定王小明由唐某抚养。

  周某(女)与蔡某(男)于1987年共同生活,1990年8月生育一女蔡某甲,1994年8月生育一子蔡某乙。2000年,周某独自带蔡某甲离开居住地到外地生活至今。2016年12月29日,蔡某(1964年9月19日生)因交通事故死亡,肇事车主叶某赔偿340000元,经周某、蔡某甲、蔡某乙协商一致,将该340000元交由案外人胡某保管。保险公司赔偿349000元。周某、蔡某甲、蔡某乙一致认可上述赔偿款689000元中的50000元为精神损害抚慰金,余下的639000元为蔡某死亡赔偿金。

  关于蔡某生前居住的房屋系蔡某父亲蔡A于1984年建造,土地使用权证书登记名字为蔡A三子蔡B。周某与蔡某共同生活后,居住在此房屋内。1997年,该房屋土地使用权证书土地使用者变更到蔡某名下。并在2011年左右对该房屋进行了翻建。蔡某死亡后,在原有房屋上又加盖了部分房屋。周某、蔡某甲、蔡某乙就翻建及加盖房屋的出资总额及每人出资数额均存在争议,经协商未果。

  2017年,涉案房屋拆迁,蔡某乙作为被拆迁人与当地政府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取得征收补偿336528元。周某、蔡某甲要求就上述款项进行分割,被蔡某乙拒绝,故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法院经审理判决:一、蔡某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给付周某拆迁款79466元;二、蔡某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给付蔡某甲拆迁款103999元;三、就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周某应分得137800元,蔡某甲应分得206700元,蔡某乙应分得344500元;四、驳回周某、蔡某甲其他诉讼请求。蔡某乙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离家出走十六年,未对蔡某及家庭尽到任何照顾义务,综合全案,依法改判:一、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二、蔡某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蔡某甲拆迁补偿款31948元。三、就死亡赔偿金,蔡某乙应分得511200元,蔡某甲应分得1278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归蔡某乙所有。四、驳回周某的诉讼请求及蔡某甲的其他诉讼请求。

  未办理结婚登记但构成事实婚姻关系的男女,依法可以取得配偶的合法身份,但同时也应当尽到相应的义务。譬如对家庭的照顾义务、对配偶的扶助义务、对子女的抚养义务,等等。未能尽到前述义务,长期遗弃配偶一方,且存在违背夫妻忠诚义务的行为,对配偶一方造成精神虐待,情节严重的,配偶一方死亡后,依法可剥夺其对死者遗产的继承权。本案中,周某与蔡某系事实婚姻关系,本应依法享有继承权。但是,周某在与蔡某共同生活十三年之后,即带着蔡某甲离家出走十六年之久,直至蔡某去世才回来,蔡某则独自抚养蔡某乙直至其成年。周某作为蔡某的妻子,蔡某乙的母亲,对蔡某未尽到夫妻之间必要的扶助义务,对蔡某乙也未尽到抚养照顾义务,对家庭更无任何贡献。而且,周某在离家期间还与他人长期同居生活并生育子女,该行为给其家庭、给蔡某和蔡某乙精神上造成严重的伤害。同时,在蔡某死亡后,周某回来不久,即因财产分割问题与蔡某乙产生纠纷,由此可见,周某回来的目的并非为了与其他家庭成员团聚和履行家庭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七条第三项规定,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丧失继承权:…(三)遗弃被继承人的,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因此,周某上述行为具有遗弃被继承人及家庭的情形,且时间长达十六年之久,故综合考虑以上相关情节,周某无权继承蔡某的遗产。

  王某于2005年7月13日出生,因其母亲张某下落不明,导致王某自2016年起流浪街头,同年,王某被县救助管理站收容,并安排读书。后查明被申请人张某(女)自2010年起因吸毒多次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社区戒毒。后因贩卖毒品于2017年1月10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于2018年2月13日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现在监狱服刑。鉴于王某没有其他具有监护责任的人履行监护义务,县民政局申请撤销张某的监护权,由民政部门履行监护义务。

  沭阳县人民法院认为张某作为王某的监护人,因吸毒贩毒多次受到处罚,现因贩毒被判处有期徒刑正在监狱服刑,客观上无法对王某履行监护职责,且被申请人张某于服刑前即对王某不予照顾、不提供生活来源,致使王某处于无人监管和照看的状态,严重侵害了其身心健康。申请人沭阳县民政局系有监护资格的政府职能部门,且下设相应的未成年人救助机构,完全能给王某一个较好的生活和成长环境,故从被监护人王某最大利保护益原则出发,依法撤销被申请人张某对王某的监护人资格,指定申请人县民政局为王某的监护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六条规定,“监护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一)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行为的;(二)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并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的;(三)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的。本条规定的有关个人和组织包括: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前款规定的个人和民政部门以外的组织未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民政部门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本案中,被申请人张某作为王某的法定监护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不履行抚养王某的法定义务,致其生活无着,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无法对王某履行监护职责,如让张某继续担任王某的监护人,王某的权益将得不到保障,由于王某无其他监护人,民政部门依法具有申请撤销不适合做监护人监护资格的职责,同时具有对王某履行监护义务的资格和职责。

  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十二条规定:“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随着社会发展转型,存在基于特殊原因未成年人无人抚养或法定监护人不宜履行监护权的情形,这就要求具有监护职责的民政部门、基层组织及其他相关组织积极履职,为未成年人创造必要的救助条件,给未成年人提供良好的生活和成长环境。

  原告李某(女)与被告张某(男)于2007年相识,2008年10月6日登记结婚,2008年12月28日生长子张甲,2010年10月9日生次子张乙,张乙出生后患有脑瘫。后双方在共同生活期间因生活琐事发生矛盾,李某起诉至法院,要求与张某离婚。后法院判决不准离婚。此后,双方仍未能和好,李某独自抚养张甲、张乙。由于张乙患有脑瘫,生活无法自理,导致其母亲李某无法工作。张某外出打工,与李某长期分居生活。李某再次诉至法院,要求与张某离婚,要求长子张甲由李某抚养,次子张乙由张某抚养。张某同意离婚,但不同意孩子随其生活,只同意支付抚养费。

  泗阳县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判决:准予李某与张某离婚,张甲随李某生活;因张乙生活无法自理,法院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为有利于张乙的健康成长,有利于当事人的正常的生活和照顾需要,判决自2019年1月起张乙由李某和张某轮流抚养,奇数年由李某抚养,偶数年由张某抚养。

  因李某、张某均拒绝抚养张乙,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张乙的抚养权如何确定。因张乙生活无法自理,判决孩子随父亲或母亲共同生活,另一方支付抚养费,势必造成直接抚养孩子的一方在工作、生活上的不便。但依照《婚姻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故作为父、母亲的李某、张某均对张乙负有抚养的义务,考虑到张乙及李某和张某的实际情况和需要,法院判决由李某、张某轮流抚养张乙更为公平合理,这样双方均有机会和时间进行准备和工作。对于张乙这样判决,可以使得张乙既不缺乏父爱,也不缺乏母爱,有利于张乙的健康成长。

  周某(男)70岁,李某甲、李某乙母亲王某(女)系丧偶,1983年王某与周某开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当时李某甲12岁,李某乙10岁,王某与周某至今未领取结婚证。1984年王某与周某生育周某甲。2005年王某与周某因家庭纠纷分居生活至今。2018年,周某向李某甲、李某乙索要赡养费遭到拒绝,周某遂诉至人民法院,要求李某甲、李某乙各支付赡养费500元/月。

  泗阳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婚姻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本案中,周某与李某甲、李某乙母亲王某于1983年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直到2005年才分居生活。在此期间,李某甲、李某乙与王某及周某共同居住生活至2005年,故应认定周某与李某甲、李某乙之间存在继子女关系。故李某甲、李某乙应当对周某履行赡养义务。考虑到周某实际抚养李某甲、李某乙的时间,且周某还有其他赡养人,故法院酌定由李某甲、李某乙每人每月支付周某赡养费200元。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周某与李某甲、李某乙之间是否形成抚养关系。由于周某与李某甲、李某乙母亲王某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时,李某甲、李某乙尚未成年,其生活不能自立,加之周某与他们系共同生活,共同吃住,故应认定周某对李某甲、李某乙尽到了抚养的义务。直到李某甲、李某乙成年时,周某尚未与王某分居生活,尽管后来,周某与王某等因家庭纠纷分居生活,但这并不能改变周某曾经对李某甲、李某乙进行抚养的事实,故李某甲、李某乙应当承担赡养义务。但考虑到周某后来与李某甲、李某乙分居生活及还有其他赡养人的情况,法院遂对赡养费的数额酌情作出上述判决。

  薛某甲与薛某乙系兄弟关系,双方于2013年11月10日达成父母供养协议,约定:母亲许某生老病死所需费用全由薛某甲负担,父亲薛某以后生活及病死费用全由薛某乙承担。2014年11月17日,薛某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薛某甲履行赡养义务支付赡养费。一审法院作出判决:薛某甲自2015年2月起每月给付薛某赡养费350元,于每月最后一日前支付当月的赡养费。2015年3月30日,薛某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薛某乙履行赡养义务支付赡养费。后经法院调解,薛某与薛某乙于2015年5月14日达成调解协议:薛某乙于2015年6月起每月向薛某支付赡养费350元,于每年的12月30日前支付当年的费用。截至提起本案诉讼时,薛某甲已经累计向薛某支付赡养费9200元。薛某甲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薛某乙给付薛某甲9200元。一审法院认为,薛某甲与薛某乙达成的父母供养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一审支持薛某甲的诉请。薛某乙不服上诉至二审法院。二审法院认为,赡养义务是成年子女对父母的法定义务,该义务是依据特定的身份关系而产生的,具有人身性,属于专属义务,不可转让。故涉案“父母供养协议”免除了薛某甲对父亲的赡养义务为无效协议。且涉案“父母供养协议”签订未经被赡养人薛某同意,违反老年人的意愿。涉案“父母供养协议”无效,薛某甲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遂判决驳回薛某甲的诉请。

  本案明确赡养义务是成年子女对父母的法定义务,该义务是依特定的身份关系而产生的,具有人身性,属于专属义务,不可转让。同时,依《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经老年人同意,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签订协议。赡养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和老年人的意愿。”法律确定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以及赡养人之间未经老年人同意不得随意作出赡养协议,本案据此否认赡养人之间协议的效力切实保护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徐某(女)与王某(男)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9年4月7日登记结婚,婚后共同生育一女。2013年8月13日,徐某发生交通事故,并导致构成二级伤残、智力残疾壹级,生活不能自理。事故发生后,徐某父母与王某就徐某的治疗问题发生纠纷,2013年12月,徐某父母以王某不给徐某治疗为由将徐某带回家生活照料至今,期间徐某父母又多次带徐某住院治疗,王某从未去看望过徐某,亦未支付过任何费用。徐某的赔偿款全部用于支付徐某的医疗费,徐某父母还为徐某治病另外支付费用。徐某父母申请变更徐某的监护关系后,提起诉讼,要求王某每月支付扶养费5000元。

  为确定扶养费的标准问题,人民法院委托区妇联对徐某及王某的情况进行调查。区妇联派出调查员调查后出具了调查报告,载明:徐某因脑积水长期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需专人喂食看护,靠其父亲徐某某打零工维持生活,徐某某家庭收入每年23000元左右,徐某每日需医药费、生活费35元左右。王某自徐某出车祸后一蹶不振,不工作不照顾女儿,沉迷于网络游戏,生活较为消极。

  宿豫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与徐某系合法夫妻关系,本应相互关心,彼此扶助,而王某在徐某因事故致残需要照顾时,未尽到帮扶的义务。现徐某丧失劳动能力生活不能自理,无生活来源,依靠年迈的父母照顾,王某目前虽无稳定固定工作,但其身体健康,有劳动能力,依法应对徐某履行扶养义务。遂判决王某自2013年12月起向徐某每月支付扶养费400元。

  家事纠纷不同于其他民事纠纷,它是发生在具有亲属关系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人身或财产纠葛,具有伦理性、隐秘性、复杂性等特征。家事案件普遍存在证据收集难、案件事实查明难等问题,由于家事案件当事人对于法院调查取证有对抗情绪,且家事案件往往涉及妇女、儿童、老人的合法权益等问题,必须深入细致地调查家事纠纷发生的原因和事实真相。宿豫区人民法院探索建立家事调查员制度,从基层社区工作人员和基层妇联干部中选拔了26名家事调查员,充分发挥基层工作人员的工作优势和丰富的社会阅历,运用其专门的调查技能和职业素养进行调查取证。家事调查员通过走访、谈话等方式了解当事人的性格特点、家庭关系、情感经历、婚姻家庭状况等,探究纠纷发生的原因,协助法院进行家事纠纷调查取证,形成调查报告,为法院的裁判提供重要参考依据,促进家事纠纷得到公正、高效的处理。该案在家事调查员调查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后,双方当事人服判息诉。

  刘某某,女,49岁,现居住沭城街道建陵居委会,事业单位职工。陈某某,男,XX岁,沭阳县XX人。两人结婚25年,婚后育有一子。

  2018年4月,刘某某在其妹妹的搀扶下,到县妇联求助。当时她面部、脖颈、腿部有明显伤痕。据刘某某描述,夫妻俩在结婚后的前10年,关系很好,陈某某当时是普通的电工,对妻子呵护有加,然而渐渐地随着陈某某承包工程,越来越有钱,就不愿意回家了,一般时隔多天才回家一次。陈某某回家后,往往无事找茬,对刘某某动辄打骂。刘某某不堪丈夫的家庭暴力,到县妇联寻求帮助。

  接到求助后,县妇联详细询问了刘某某家庭的有关情况,并帮助刘某某报警,同时对她的伤情进行拍照,固定证据,即时送刘某某到公安机关报案并进行伤情鉴定,同时建议公安机关进行立案。公安机关对刘某某进行伤情鉴定后,依法作出对陈某某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

  面对长期家庭暴力伤害,刘某某身心严重受创,刘某某提出要与陈某某结束婚姻关系。在县妇联的指导下,刘某某与陈某某经县法院判决,准予离婚。因陈某某家庭暴力行为,属于婚姻过错方,夫妻共同财产(南京市区2套住房、沭阳县城2套别墅、几套普通住宅,100多万元银行存款和一些家具)的55%判归刘某某所有,儿子随刘某某生活。

  县妇联在帮助刘某某依法维权的同时,充分发挥娘家人作用,继续做好刘某某的跟踪随访工作,关心刘某某的生活状态,多次找她谈心,用温婉的语言,生动的事例,鼓励刘某某走出婚姻的阴霾,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刘某某在县妇联的鼓励下,转变生活态度,逐步自立自强,性格也逐步活泼开朗。

  陈某某在离婚后不到半年的时间,患脑溢血偏瘫,于2018年12月到县妇联求助,希望妇联帮助他劝回前妻,重归旧好。县妇联将来访人的诉求反馈给了刘某某,刘某某表示不再接受陈某某的意见和请求,本着尊重双方当事人意愿的原则,本案结案。

  依法维护妇女合法权益是妇联的基本职能,各级妇联组织要鼓励和支持妇女在合法权益受侵害时,勇于对家庭暴力说“不”,勇敢拿起《反家暴法》等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面对家庭暴力要第一时间报警。同时,在依法维权时,提醒妇女群众要有证据意识,注意固定收集证据,积极配合执法部门对违法行为进行依法处置。家庭暴力在妇联接访的案例中占比一直较为突出,各级妇联组织应加强与相关部门的联动与协作,进一步加大《反家庭暴力法》的宣传力度,提高群众的知晓率和参与度,做到家庭暴力早发现、早处理,切实维护家庭平安与和谐。

  赵某,女,1930年8月10日出生,年老多病,生活不能自理,眼睛失明,卧床不起,在敬老院养老。2019年2月18日,委托代理人就赡养一事,到沭阳县人民法院起诉其2个儿子、7个女儿,要求9位子女每人每月给付200元生活费。事实上,赵老太太的7个女儿都很孝顺,轮流到敬老院值班伺候老太太,可是大儿子李某甲四年没有去敬老院看望过自己的老妈,更没有付过一分养老费用,二儿子李某乙天生弱智,至今单身。2019年3月12日,沭阳县人民法院致电沭阳县妇联,希望妇联组织予以支持,共同参与调处工作。

  沭阳县妇联从沭阳县人民法院获知此案后,县乡妇联联动与村委会组成协调组,于2019年3月18日到李某甲家里进行调解会办,对李某甲夫妇不履行赡养义务进行批评教育,但李某甲夫妇拒不答应接母亲回家进行赡养。针对此情况,3月20日,县乡村三级妇联和电视台的记者一同再一次来到李某甲家,告知李某甲夫妇,调处过程将全程摄像并适时在县电视台播放,李某甲夫妇听后,答应接母亲回家赡养。

  赵某的子女与赵某签订了赡养协议:从2019年3月21日开始,李某甲夫妇接母亲回家赡养。7个女儿,每人每月给付生活费300元,于当月5号前(阳历)给付到位,不足部分,由长子李某甲负担。每个女儿每月到李某甲家伺候母亲两天,时间自行调整,剩余时间由长子李某甲负责。护理要求:①由于老太太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24小时身边基本不能离人,特别是夜里,必须有人陪护休息;②平时护理,保证做到:不让老太太饿着、冻着、脏着、经常推到户外晒晒太阳,大小便要及时清理,保持房间清洁卫生;③不得虐待(打骂、不给吃、不给喝等),不得冷潮热讽,恶语相加。如果老太太再次生病需要住院治疗,大儿子和7个女儿平均轮流值班护理,直至病愈出院。发生的医疗费用,大儿子和7个女儿平均分担。如果病情轻微不需要住院治疗,所发生的费用由长子负担。在赵某百年后,葬礼在大儿子家举行。其他未尽事宜,由八个家庭协商解决。

  父母养育之恩,为人子女从情感上应尽赡养之心,从法律上应尽赡养之责,从生活上应尽赡养之事。妇联组织的积极作为,妇联、村委会、法院等部门的有效联动协作,是本案最终调解成功的重要因素。媒体与社会舆论,对赡养事项的落地和案件的成功调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赡养协议书的签订,有效保障了赵老太的老年生活。

  2017年6月张甲(女)、张乙(男)(均为化名)两人同居生活,2017年10月二人依据风俗习惯举行了结婚仪式,但是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同居伊始的甜蜜却是短暂的,在共同生活期间,张乙离开泗阳前往上海打工,二人因家庭生活琐事产生矛盾,虽然此时张甲已经有了身孕,却去了娘家生活。2018年4月,张乙到岳父母家看望张甲,双方因为生产问题又发生了分歧,争吵后不欢而散。同月中旬,张甲独自在医院生下了女儿张某,孩子的出生证明上“父亲”一栏成了空白。女儿“小满月”当天,双方再次发生激烈的争吵,直至派出所出警处理。双方及家人因财产问题牵扯,甚至对簿公堂。2018年10月,张甲就女儿张某的抚养问题和财产归属分配问题起诉至泗阳县人民法院。

  2018年10月23日,泗阳县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了该案。承办法官第一时间安排了开庭日期,并就诉讼材料委托邮政速递进行投递,却没有送达成功。承办法官一次次拨打张乙的电话,不是占线就是关机,好不容易接通电话一听是法院的就各种不配合,在长达一个半月的沟通后,才确定了开庭时间。开庭当天,张乙和其母亲一起来到了法庭,审理过程中,张乙称其一直没有见到张某,连是男是女、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甚至对是否其亲生都持怀疑态度。

  鉴于双方矛盾较大,泗阳县人民法院联系泗阳县妇联,邀请妇联参与会办调解。泗阳县妇联派员与承办法官就案情进行了讨论,并就矛盾化解商定调解方案。

  在之后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县法院和县妇联两单位分别与张甲、张乙进行联系沟通。法院主要从相关法律规定入手,向两位当事人宣传婚姻法的相关知识,就子女抚育问题的权利与义务进行阐释,妇联主要从道德、亲情角度,聆听当事人诉求,耐心予以引导,开展矛盾调解,心理疏导。

  法与情的交融化解,最终解开了双方心里的疙瘩,跨过心里的障碍与隔阂,使得双方当事人就子女抚养问题达成了调解,张乙同意自2019年1月起每月支付子女抚养费600元至张某独自生活时止。

  按照风俗习惯举行结婚仪式但没有进行婚姻登记,并不能形成法律上的夫妻身份关系,但对于子女而言,《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

  法律的规定是明确的,但矛盾的化解需从法、情、理共同入手,才能达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法院从法律规定角度,就法律的适用、权利义务的承担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向双方当事人进行释明;妇联从亲情、道德、伦理角度,就子女与父母的联系、为人父母、为人子女应尽的义务,对双方当事人进行矛盾化解与心理疏通。法院与妇联两部门协作联动,从情理法三个层面,开展调处,化解矛盾,依法有效保障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有效减少了当事人双方的矛盾摩擦,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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