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现代化经验案例库需加入中国经验

更新时间:2020-10-07 06:54

  我们生活的时代变化无常,既提出了严峻的理论挑战,也提供了很大的创新空间。从中国文明的角度来思考理论建构的问题,立足点高、视野宽阔,既有利于充分展现自身,讲好中国故事;也有助于国际间的比较和交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的研究一直集中在政治学领域。意识形态(价值重构)、政治制度、政党研究、国际关系/人类社会前景四个专题,其中政党研究可以归入政治制度的范畴,都与政治学研究有着紧密的关系,是经久不衰的话题。既然如此,全面系统地讨论这些问题有什么新的意义?一言以蔽之,中国文明的视野为我们提供了思考这些问题的不同进路。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以西方文明为标准和参照系来进行的。在隐含的一系列假定中,最为重要的预设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落后的,政治制度是专制的,政治现代化的出路是体制转型,实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道路的提出相当于唱了一个大反调。对于许多人来说,理解这一点真是需要开脑洞:首先,在文明观、现代化理论方面破除既有的观念束缚,确立多元现代性的理念;其次,在方法论和知识论上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基于中国历史和改革开放的经验来修正、丰富、补充、创建理论;再次,在充分吸纳中国现代化经验的基础上,重构新的知识世界。我的一个感觉是,这是一场正在发生、必将成型的社会科学领域内范式层面的知识革命。

  从知识革命的角度来看“中国文明与中国道路”的关系,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文明视野内含了“历史是重要的”这一命题,但又不局限于此。政治学者所使用的词汇中,有不少体现了对历史因素的重视,如“路径依赖”、“政治文化”或“公民文化”、“社会资本”、“传统”等。在极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词汇是在制度主义脉络内使用的,而文明视野使我们有可能超越制度主义的束缚,尤其是摆脱民主与威权二分法的纠缠,为人们观察和思考中国政治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方向。经由文明的中介,历史不再是一个前置或外生变量,不再是一种知识背景,而是内在于现实政治之中,是一种积极和能动的构成要素。在这个意义上,研究中国政治的文明视野与强调历史政治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某种意义上,文明视角可能在站位上还要高一些。

  在病毒面前,政治学关注的传统区分民族国家、政治制度、阶级、意识形态,似乎都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治体制、不同的政党,面对着同一个病毒变量,如何做出应对,产生了哪些后果?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和比较的研究课题。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不同国家对疫情采取了不同的对策,政治家和民众的态度和行为选择是多样的。出乎意料的是,在人类最需要团结抗疫的时候,却发现合作成了难题。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美之间合作得很好。为什么此次疫情美国却采取了疯狂的甩锅行径?相比于金融危机,此次疫情涉及的是人的生命问题,按道理其重要性比金融危机更大。面临着人类基本的生命和生存问题,为什么中美之间不能合作,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此次国内的抗疫斗争虽然有值得反思和改进之处,但总体上说,中国的许多做法确实展示了自身的特点和力量,用主流话语来说,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了治理绩效。这与美国的情况形成了明显的对比。我相信,经过此次疫情,人们对于一些基本问题或重大问题会有新的认识和看法。虽然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依然没有摆脱挨骂的局面,没有设置议程的掌控力因此在许多场合下只能采取“怼”的方式,但是确实越来越多的人士开始认真面对这个问题,并致力于从最基础的工作开始做起。这方面需要做的事情很多,而且挑战性很大。

  我目前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意识形态重构与有效宣传之间达致一种动态平衡。按常规和逻辑,理论建构工作在先,宣传工作在后。但现实情况是理论建构与宣传工作同步进行,理论建构方面存在的缺陷被带入宣传工作之中;反过来,宣传工作中存在的理论问题也倒逼理论界和学术界。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描述这一转化期的特别现象。从目前的情形来看,这种现象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如果说,理论建构侧重的是理性和逻辑的力量,那么宣传看重的是带温度的理性和带感情的逻辑。在国内维度,我们要强调自信,没有这种自信,中国道路是走不下去的;在国际场域,要做好广义的外宣,让世界读懂中国、理解中国。如上所述,无论是内宣,还是外宣,事实上都以不同方式从事着意识形态的建构活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重构是在内宣和外宣的双向互动中进行的,两者不可能割裂开来。在以前可以,内宣与外宣是相对隔离的两个场域,分别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方式。在全球化、互联网、中国走向世界大国的背景下,内宣与外宣在技术层面的区分依然是有意义的听众不同,讲话的策略也就有别;但在理论体系和话语建构方面,两者必须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性体现在逻辑上,论证方式是一致的;在终极发展目标上,国内说法与国外说法必须是相同的;不能关起门来是一套,打开天窗是另一套。

  讲自信不但要考虑外宣工作的需要,也要与谦虚谨慎结合。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面对西方文明,中国人变得不那么自信了,这段历史已有一百多年。经历了一百多年的不自信之后,再来讲自信,确实不那么容易,说一些过头话也是可以理解的。一如学术研究的范式变革是通过代际更替来完成的,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转型恐怕也要经过代际更替才能真正完成。现在我们尚处于话语权的弱势地位,因此抗争是以特殊主义的方式来进行的,亦即诉诸于特殊国情论,所谓鞋子是否舒服,只有穿在脚上的人最有发言权。当然,这种特殊主义策略同样具有革命性或颠覆性,这是许多人所忽略的。

  我们在对中国进行特殊化处理之时,实际上也同时将西方特殊化了。否认基于西方经验的普遍主义,实质上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西方的这一套也是特殊的,你不能忽悠人。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各国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排斥普遍性。比较准确的说法是,西方人走在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前列,因此具有了优先话语权,但他们似乎太急躁了一点,基于自身的特殊经验却做出了普遍的一般结论。所谓中国道路是想说,在人类现代化的经验案例库中,需要加入中国发展的特殊经验。而且这一世界性的案例库是开放的,今后还会有其他国家和其他文明来添加不同的成功故事。在这个意义上,基于各国特殊经验的现代化理论总结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过程。今后中国强大了,是否会放弃特殊主义的方式,采取如今西方人的话语策略?我不希望看到这种转变。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比较好,“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个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采取的临时之辞,而是中华民族对这个多元世界的理想秩序所贡献的伟大观念。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本文为作者在国创会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首期“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论坛”上的发言,发表时作者有修改)

  我们生活的时代变化无常,既提出了严峻的理论挑战,也提供了很大的创新空间。从中国文明的角度来思考理论建构的问题,立足点高、视野宽阔,既有利于充分展现自身,讲好中国故事;也有助于国际间的比较和交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的研究一直集中在政治学领域。意识形态(价值重构)、政治制度、政党研究、国际关系/人类社会前景四个专题,其中政党研究可以归入政治制度的范畴,都与政治学研究有着紧密的关系,是经久不衰的话题。既然如此,全面系统地讨论这些问题有什么新的意义?一言以蔽之,中国文明的视野为我们提供了思考这些问题的不同进路。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以西方文明为标准和参照系来进行的。在隐含的一系列假定中,最为重要的预设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落后的,政治制度是专制的,政治现代化的出路是体制转型,实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道路的提出相当于唱了一个大反调。对于许多人来说,理解这一点真是需要开脑洞:首先,在文明观、现代化理论方面破除既有的观念束缚,确立多元现代性的理念;其次,在方法论和知识论上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基于中国历史和改革开放的经验来修正、丰富、补充、创建理论;再次,在充分吸纳中国现代化经验的基础上,重构新的知识世界。我的一个感觉是,这是一场正在发生、必将成型的社会科学领域内范式层面的知识革命。

  从知识革命的角度来看“中国文明与中国道路”的关系,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文明视野内含了“历史是重要的”这一命题,但又不局限于此。政治学者所使用的词汇中,有不少体现了对历史因素的重视,如“路径依赖”、“政治文化”或“公民文化”、“社会资本”、“传统”等。在极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词汇是在制度主义脉络内使用的,而文明视野使我们有可能超越制度主义的束缚,尤其是摆脱民主与威权二分法的纠缠,为人们观察和思考中国政治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方向。经由文明的中介,历史不再是一个前置或外生变量,不再是一种知识背景,而是内在于现实政治之中,是一种积极和能动的构成要素。在这个意义上,研究中国政治的文明视野与强调历史政治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某种意义上,文明视角可能在站位上还要高一些。

  在病毒面前,政治学关注的传统区分民族国家、政治制度、阶级、意识形态,似乎都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治体制、不同的政党,面对着同一个病毒变量,如何做出应对,产生了哪些后果?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和比较的研究课题。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不同国家对疫情采取了不同的对策,政治家和民众的态度和行为选择是多样的。出乎意料的是,在人类最需要团结抗疫的时候,却发现合作成了难题。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美之间合作得很好。为什么此次疫情美国却采取了疯狂的甩锅行径?相比于金融危机,此次疫情涉及的是人的生命问题,按道理其重要性比金融危机更大。面临着人类基本的生命和生存问题,为什么中美之间不能合作,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此次国内的抗疫斗争虽然有值得反思和改进之处,但总体上说,中国的许多做法确实展示了自身的特点和力量,用主流话语来说,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了治理绩效。这与美国的情况形成了明显的对比。我相信,经过此次疫情,人们对于一些基本问题或重大问题会有新的认识和看法。虽然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依然没有摆脱挨骂的局面,没有设置议程的掌控力因此在许多场合下只能采取“怼”的方式,但是确实越来越多的人士开始认真面对这个问题,并致力于从最基础的工作开始做起。这方面需要做的事情很多,而且挑战性很大。

  我目前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意识形态重构与有效宣传之间达致一种动态平衡。按常规和逻辑,理论建构工作在先,宣传工作在后。但现实情况是理论建构与宣传工作同步进行,理论建构方面存在的缺陷被带入宣传工作之中;反过来,宣传工作中存在的理论问题也倒逼理论界和学术界。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描述这一转化期的特别现象。从目前的情形来看,这种现象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如果说,理论建构侧重的是理性和逻辑的力量,那么宣传看重的是带温度的理性和带感情的逻辑。在国内维度,我们要强调自信,没有这种自信,中国道路是走不下去的;在国际场域,要做好广义的外宣,让世界读懂中国、理解中国。如上所述,无论是内宣,还是外宣,事实上都以不同方式从事着意识形态的建构活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重构是在内宣和外宣的双向互动中进行的,两者不可能割裂开来。在以前可以,内宣与外宣是相对隔离的两个场域,分别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方式。在全球化、互联网、中国走向世界大国的背景下,内宣与外宣在技术层面的区分依然是有意义的听众不同,讲话的策略也就有别;但在理论体系和话语建构方面,两者必须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性体现在逻辑上,论证方式是一致的;在终极发展目标上,国内说法与国外说法必须是相同的;不能关起门来是一套,打开天窗是另一套。

  讲自信不但要考虑外宣工作的需要,也要与谦虚谨慎结合。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面对西方文明,中国人变得不那么自信了,这段历史已有一百多年。经历了一百多年的不自信之后,再来讲自信,确实不那么容易,说一些过头话也是可以理解的。一如学术研究的范式变革是通过代际更替来完成的,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转型恐怕也要经过代际更替才能真正完成。现在我们尚处于话语权的弱势地位,因此抗争是以特殊主义的方式来进行的,亦即诉诸于特殊国情论,所谓鞋子是否舒服,只有穿在脚上的人最有发言权。当然,这种特殊主义策略同样具有革命性或颠覆性,这是许多人所忽略的。

  我们在对中国进行特殊化处理之时,实际上也同时将西方特殊化了。否认基于西方经验的普遍主义,实质上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西方的这一套也是特殊的,你不能忽悠人。需要指出的是,强调各国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排斥普遍性。比较准确的说法是,西方人走在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前列,因此具有了优先话语权,但他们似乎太急躁了一点,基于自身的特殊经验却做出了普遍的一般结论。所谓中国道路是想说,在人类现代化的经验案例库中,需要加入中国发展的特殊经验。而且这一世界性的案例库是开放的,今后还会有其他国家和其他文明来添加不同的成功故事。在这个意义上,基于各国特殊经验的现代化理论总结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过程。今后中国强大了,是否会放弃特殊主义的方式,采取如今西方人的话语策略?我不希望看到这种转变。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比较好,“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个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采取的临时之辞,而是中华民族对这个多元世界的理想秩序所贡献的伟大观念。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本文为作者在国创会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首期“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论坛”上的发言,发表时作者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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